首先，学生在八、九年级（甚至更早）时会去有实习资质的企业（企业也为获得这类资质为荣，有如我们的高企）实习，决定自己的兴趣所在和职业规划。选择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并不是因为读书不好，而是因为个人兴趣和职业规划（而我们主要是因为中考或高考没考好才不得不去读职校）。曾经有个哈尔滨三中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中学时，老师告诫她，得好好学习，不然就只能读旁边那所大学（指哈工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只有考上清华、北大才能称为成功（不知道自己兴趣所在的学生，即使考上清华北大又能如何？）。进入职业技术体系的学生，会选择一个职业（比如机械师polymechanics、模具师等），每周花二到三天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课程，二到三天的时间在企业实习，一个模块紧跟一个模块，学以致用，迭代前行。同时，企业也会给学生提供一定的薪水报酬。通过四年的历练，入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学会了该领域的基本理论、掌握了实操能力、获得了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不错的薪酬（同期的大学生还得让父母交学费）。最重要的是因为有实操经验，他们变得更加自信，在后期的职业发展与同期大学毕业生相比更具优势（企业看重能力而不是学历）。职校毕业生工作后还可以选择夜校或者应用科技大学继续深造。
瑞士培养工程师的大学共有两所联邦理工学院（ETH 和 EPFL，具有从学士到博士学位授予权），八所应用科技大学（具有学士到硕士学位授予权）。虽然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对正规大学毕业生的动手能力有点不屑一顾的感觉，但以上几所瑞士大学的动手能力训练还是相当扎实的。一位华为高管曾说过，在华为所有的合作大学里，ETH学生的表现最出色，能力最强。
关于并联结构在机床领域的应用，即使我们在最近二十多年已具备大量的研究经验，却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应用案例极少。作为后起之秀的威立铭公司，利用EPFL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在 InnoSwiss 项目的支持下，把直线Delta并联机构与高精密的表芯加工结合起来，附以新颖的装夹系统，成功推出了极受高端钟表企业欢迎的701S机床。反观我国机床行业，一线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虽然在实际工作中获得了一定的实操经验，但当碰到问题时，则缺少追根究底、创造性总结和提升的能力，只能无奈地照抄和进行山寨。而到装备企业工作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在校学习时接受的基本是考试式的训练，缺少动手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愿意从一线工作做起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极少（感觉丢份）。国企的提拔机制往往更倾向于学历而不是能力，把一些没实操经验的人提到管理岗位，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可想而知了。图7左边显示的是瑞士产业人才结构，企业员工主体是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他们的创新能力跟常规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互补，能很好地进行衔接。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一不顶天（技工的基础问题），二不立地（学院派实操能力差），三不衔接，如图7右所示。
图7 瑞士与中国装备产业人才创新能力对比
此外，针对一个产业，国家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产业创新体系，这一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学苏联建立起的产业创新体系（主管部门 -> 部属企业 -> 部属研究院所 -> 部属大学／职校），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基本解体。装备领域的国企改革在朱镕基时代推行一段之后，也没有最后完成。企业的技术产品必须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更新迭代。从大学的基础研究到最后的产品有很长的路要走，路艰且险。Arm联合创始人，Hermann Hauser 博士在给英国贸工部长的报告中指出，英国有三所世界前十名的大学，有仅次于美国的基础研究和高引用率论文，伦敦还是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但英国并没有很好的把学术成果转化成商业成就。报告指出，学术和产业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为此，很多国家通过建立技术创新中心（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试图来衔接这条鸿沟。著名的技术创新中心有德国的Fraunhofer Institute，比利时的IMEC（微电子中心），台湾的工研院（ITRI），日本的AIST，新加坡的ASTAR和香港的应科院（ASTRI）等。这些技术创新中心通过衔接企业的需求与大学的基础技术，把原型的技术成熟度提升到一个新档次，让企业去完成产品化的最后一公里。
图8 德国工业创新体系框架
德国的 Fraunhofer 研究所共有72家，2.6万员工和26亿欧元的科研经费（1/3来自企业）。Fraunhofer 研究所基本都分布在一所理工科大学旁边，大学研究所的教授同时兼 Fraunhofer 研究所的负责人，以保证两者的衔接。如图 9 所示，与装备和制造技术相关的研究所有11家。著名的亚琛工业大学旁布局了两所 Fraunhofer 研究所，一个专注制造技术、一个专注激光加工技术。与制造技术匹配的大学研究所，机床与制造工程研究所（WZL）规模也不小，839员工（含博士生），1.6万平米的教学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