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饶子和、丁奎岭、王永良等59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联名呼吁，尽快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全文如下：
建议尽快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卡脖子”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成为从上至下的国家“痛点”。
“卡脖子”归根结底是“卡脑子”，上游基础科学研究有短板，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只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兴事件也充分说明，不把基础科学这个源头做好，总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房子越高，风险越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2018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历史上首份《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强调“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都明确指出了基础硏究对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
至于哪些问题“卡脖子”，社会上众说纷纭，有媒体列出了他们认为的清单，有高校列出了师生自己遴选的数十个重要问题，但终究只是一家之言。
我们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深入调研、系统梳理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领域，厘清到底有哪些“卡脖子”、“卡脑子”的问题，搞清楚我们的基础科学到底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我们建议，结合新时代国情，尽快制定中长期的《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布局国家基础科学体系建设。
此事关系到2035年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应该像制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那样，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粮食储备与基础科学储备，都属于人们填饱了肚子就容易忽视、出现问题就追悔莫及的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域。
美国用三四十年支持引力波项目；邻国日本，也曾被视为在基础研究上“搭便车”的国家，却在近18年孕育了18个诺贝尔奖，这与重基础关系很大。
新中国70年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我国制定过大大小小的各类规划，诸如《全国生猪发展规划》——连猪都有规划！但迄今并没有一个单独规划和支持基础科学发展的国家战略。
国家出台过短期、局部的基础研究专项规划，缺乏长期、整体的规划，而基础科学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眼光和定力。
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应以“顶层设计、合理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原则，这是历史多次留给我们的启示。
从历史上来看，“两弹一星”曾是新中国面临的最大“卡脖子”难题。
随着于敏院士和程开甲院士逝世，“两弹一星”元勋仅有3位在世。
这些科学界前辈在事关国家存亡的问题上，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是让国家“站起来”的有功之臣。
如果说在当年国力匮乏、国际环境“十面埋伏”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做出“两弹一星”，在我国国力相对充裕的新时代，更应该有信心解决难题。
“两弹一星”的启示很多，核心有两条，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明确方向后，保持研究队伍和目标的长期稳定，需要队伍不受干扰、百折不挠，“面壁十年图破壁”。
2016年，我国启动了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绩有目共睹，但也暴露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目前的重点专项采取自上而下的“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方式，缺乏全局性的规划和统筹，大家东一枪西一弹，成果五花八门，火花是零散的，不会是“两弹一星”那种“蘑菇云”量级的。
而且专项大多以局部的、“点状”设置为主，针对某一具体方向、某一具体问题设立专项，不同专项、项目间也存在一定交叉。
此外，有些专项和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跑偏”的问题，项目生成机制、运行监督机制需要完善。
二是，基础研究计划和应用型研究计划合并在一个重点研发计划的框架内实施，在管理模式上存在不适应之处。
基础研究的灵魂是“创新”，不能像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一样“全链条”实施。
在专项设置的整体导向上，偏重应用型研究，70个重点研发专项中，基础类项目只有9个，占比亟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