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电力需求进一步放缓，预计弃能源问题会更加严峻。综合分析，背后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从电力规划的角度来看，下列问题必须深刻反思和解决：首先，规划是政府主导还是需求驱动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其次，电源规划与电网规划如何统筹协调，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如何与电网规划及市场需求配置对接，配电网规划如何与可再生能源分布式消纳无缝衔接？再次，为适应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的要求，供应侧与需求侧如何组合，来满足电力系统可靠性与灵活性的要求？最后，规划由谁编制，按照什么程序编制，执行的过程中如何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十二五”期间我国未出台统一的电力行业规划，2014年更是把电力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地方，电源与电网各自为政、电源规划不考虑系统性、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等现象，都是当前电力规划体制机制的突出问题。
“红线”约束下的煤电清洁高效发展
资源禀赋造就了我国电力行业“以煤为主”的现状，即便调整煤电在新增电源中的定位，其优势地位仍会继续保持。
“十二五”期间，GDP增速逐年放缓，从2011年的9.48%下降到7.4%。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电力需求也随之告别高速增长时代，但是电力规划未及时调整，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很可能会出现煤电大规模过剩的局面。
新形势下，继续大规模新建煤电后患很大：其一，大规模新建煤电基地与2020年15%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是相悖的；其二，近年煤电的利用小时数一直处于下降通道，2014年火电利用小时数4700左右，从2015年前半年的数据来看，今年火电利用小时数可能降到4500，大规模新建煤电机组必然导致运行效率进一步恶化；其三，为完成2030年20%非化石能源比例目标，2020年后低碳发展的要求会更高，“十三五”期间继续大力发展煤电会大幅增加电力低碳转型成本。如果现在不加约束，2020年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煤电机组大规模关停，将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此外，煤电发展还面临着“红线约束”。首当其冲是大气污染，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等污染物均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因素，而电力作为用煤大户，从环保角度必然会受到制约。其次，我国新建煤电机组多规划在大型煤电基地，均处于水资源严重匮乏地区。最后，即便实现超低排放，温室气体峰值约束也难以跨越。尽管可以利用碳捕获与封存来降低排放，但是经济代价和风险都过高。
电能替代对治霾和能源系统优化有着重要作用，但并不能以此为由继续大规模发展煤电。实现2020年的非化石能源目标，在中速电力需求增长预期下，煤电有望在2020年达到9.7亿千瓦，接近峰值，届时电力总装机规模为19.2亿千瓦。而且，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每年实现600亿千瓦时电能替代能力的基础之上。通过实施电能替代，到2020年电力部门可增加1亿吨标煤的供应能力，对应煤电规模约需增加5000万千瓦。也就是说，实施电能替代已经对煤电规模形成了较大的预增空间。但最终，以煤电替代其它高污染、低效率的煤炭利用形式，只能解决环境问题，不能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电能替代的根本之道是可再生能源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