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如今已是中国最早从事量子计算实验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之一，致力于使用磁共振方法进行量子计算的实验研究工作。
在5月6日的第二届无锡太湖创“芯”峰会上，他通过“实验室的故事”向大家传递出一个观点：一流的科研需要一流的仪器来支撑。“希望科学仪器的困境在我们这一代人解决!”杜江峰在演讲中表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
杜江峰所在的微观磁共振实验室是中科院重点实验室。1998年开始定题“自旋磁共振量子计算实验研究”，他带着几名本科生、借来商用的核磁共振谱仪做实验，在这样困窘的情况下发表了我国第一篇PRL量子计算实验论文，成果被Nature、《科学美国人》等国际学术媒体广泛报道。
直到2009年，实验室才用积攒下的资金购买了一台商用的ESP谱仪和NMP谱仪，2010年自主研制成功脉冲式ESR谱仪、系列ODMR谱仪，发表了实验室首篇第一单位Science论文，开拓了单分子磁共振谱学与成像这一革命性技术，成为这一方向上国际领先的研究小组，从跟跑走向并跑与领跑。他告诉大家：“实验室主要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来源于这个仪器是我们自己做的”。
拥有自主研发的高端仪器，可以很好地促进原始创新。然而当前，我国高端科学仪器产业面临着困境：购买昂贵、维护不方便，还会受到限制；更新维护的效率低，仅能使用成熟技术产品，成为原创科研的“卡脖子”环节。
与此同时，我国在科学仪器研发投入巨大，但往往实验原理样机必须面对商用成熟产品的竞争，无法获得市场回报和持续研发投入。杜江峰据此认为：高端仪器为代表的“卡脖子”产业实现突破，将是未来10年的产业主旋律，“发展民族科学仪器刻不容缓”。
如何打破困境？杜江峰指出，第二次量子革命带来了新机会，要抓住时机发展一批“无中生有”的仪器，并支持相关企业发展，占领制高点并持续投入；通过“无中生有”仪器树立品牌并积累核心能力，最终带动“人有我优”仪器的发展。
这方面的尝试已经开始，比如一些高端的仪器，设备研制已进行多轮，成果转化也已经落地。杜江峰说：“自主研制的仪器装备落地生根发芽，但这件事仅靠实验室没有产业配套是非常困难的，也需要政策、人才以及环境等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