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金国藩先生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杰出科学家，尤其对精密光学工程作出了突出贡献。最近出版的这本由金国藩口述、复旦大学教授张力奋撰写的《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记录了金国藩先生的七十年科学实践和九十年人生体验。本文系该作序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有删节。
《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为金国藩先生撰写“自述”，采访断断续续，原计划两年完成，最后花了三年多时间。从他八十七岁，做到九十出头，让他等了。
科学圈外，听闻过金先生的人可能不多。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光学工程教授、中国计算全息技术和二元光学的开拓者。外界所知更少的，是他漫长的生命记忆、见证的时代。
我与金国藩先生相识，缘于金先生次子金纪湘。作为FT记者常驻北京时，我多次在席间听闻他家三代人与清华的缘份，心生好奇。
1909年，金国藩先生的父亲金涛，考取首届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当时报考条件颇为严苛，考生须“国文通达、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同行四十七人，有日后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等。金涛前往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读土木工程，同学中则有后来更出名的胡适，读农学。因不喜欢农科，胡适读得痛苦，意志不上进，打牌上瘾消磨时间。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载，一中国学长力劝他少打牌，后来终于收手。这个学长就是金涛，时任康奈尔中国同学会会长。学成归国后，他长期任铁路工程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
吾友金纪湘是第三代，也毕业于清华，攻读计算机工程，后留美。2016年初，我回母校上海复旦任教，随口问纪湘，可否请他父亲做个口述史，对此我并不抱期望。过去多年，我至少动员过十多位老人，鼓动他们写自传或口述，但都碰壁。其中就有我的导师、前辈。最后他们都带着深埋、不愿触碰的记忆离世。每走一位，历史的残网就多一个窟窿。
没多久，纪湘转告，老爸听了我建议，愿意试试。这让我意外惊喜。第一次见面是2016年3月15日，我去了北京蓝旗营小区金先生家。最后一次访谈，是2019年12月27日，还是在他清华家中。据采访记录，面对面访谈共15次，平均每次3小时，计45小时。若加上电话，访谈应超过50小时。访谈多半在北京，有时借去北京开会、出差，挤时间谈一次。怕金先生着急，也常专程飞去北京采访。他好客，好几回访谈从家里聊到清华园外的餐馆。为不让我京沪两地奔波，他还两次到上海女儿家小住，以便我采访。我通常下午两点半到，怕影响他午睡。
正式采访前，先就金先生的履历做了功课，对重要的时间节点与事件，列了一百多个记忆的暗盒，等他打开。比如，他少年时代在北平的日常起居，就有近十个记忆点。每次访谈前，我都给金先生布置作业，他都事先认真做功课。
口述历史的传主，多半年迈，记忆遥远，细节更是茫然。金先生很耐心，对我各种角度的盘问，对细枝末节的核实，他从没表露出不耐烦。他的合作和放松，给了我更多信心与勇气。不过，他并非理想的口述史访谈对象，答问多半简约，有时短短几字，加上年代久远，回忆不及冰山半角。我不得不查阅更多资料，助他挖掘记忆和细节。他不热衷政治，骨子里逍遥。“文革”时，别人喊口号，他去颐和园昆明湖游泳。
我与金先生事先约定，这份自述可能公开出版。他说同意。我很怕“出版”两字会影响访谈的坦率与开放。如果不时闪出读者的窥视，采访很容易无意间背上一个牢笼。作为采访者，我只希望坐在背景里，这是金先生的人生。
每次访谈都整理成文字实录。三小时左右的对话，实录长达一万多字，时常涵盖大小近百个问题。访谈的另一个陷阱是，混乱的时空勾连。历史从来不是线性的，逻辑也很难干净。聊到尽兴处，金先生常常不经意话题一转，轻松跳越二十年岁月。我会聆听，把他悄悄拉回到约定的计划。有时金先生跟我搞拉锯战，不肯返回目的地，多个回合我才成功。拉他回来，是因为他还没交那堂课的作业。
身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国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金先生在中国科学界，特别是光学界，为同行熟知。专业领域外，公众对他是陌生的，媒体报道也有限。遗憾的是，近年来对科学家的关注度越来越弱，媒体对科学报道无太强兴趣，科学传播与启蒙更是滞后。1915年，赵元任、杨铨等中国学人创办民间团体“中国科学社”，“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长达近半世纪，对启迪民智、启蒙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素养影响极大。金涛先生当年也是学社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