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数据，美国的学术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着美国一半左右的基础研究任务。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国防部（DOD）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能源部（DO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农业部（USDA）6个政府级部门为90%以上的学术研发项目提供支持，资金资助比例占项目资金的一半。
完备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构建了科学仪器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转化落地之间的桥梁。大量科学仪器的研制初衷往往不是科学仪器本身，而是服务于特定科研目的。项目结束后，科学仪器由原型机向产业化过渡的有效衔接，是美国科学仪器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
在法律方面，自1980年颁布《拜杜法案》至今，美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及程序做了严格的规定，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奠定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和牢固的政策基础。
在转化机构方面，美国建立了多层次的技术转移体系，如国家层面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科研机构层面的“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盟”和“大学技术经理协会”，大大消除了联邦实验室、企业、学院、各级政府之间的技术转移壁垒，促进了科研成果供需两方的对接交流。
在资金支撑方面，美国为科技成果转化构建起持续稳定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一是通过法令的方式直接明确技术转移支出比例，如“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规定研发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部门，需将其经费的0.3%提供给小企业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技术转移项目使用。二是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和实施贷款担保，为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金融财税支持。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为科学仪器的采购提供了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带动美国科学仪器产业发展正向循环。现阶段科学研究对测量的精度和尺度要求越来越高，动辄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的科学仪器已然成为实验室的重资产。美国政府对科学仪器提供的广泛补贴有效刺激了科学仪器的需求。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于2021年9月发布的《学术研究与发展报告》，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内的6个部门对非营利性研发机构的科学仪器设备采购资金补贴长期平均高于50%。在工业和制造工程领域，联邦政府提供的科学仪器设备资金占比可达70%。
完善的资助体系较为全面地覆盖了科学仪器的各个层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连同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防部等单位协同构建了科研基础设施资助网络，该网络包括针对一般性科学仪器采购和研发项目的主要科学仪器计划（MRI），以支撑国家发展战略为目的的中型研究基础设施计划（Mid-Scale RI），以及先进技术和仪器计划、共享仪器捐赠计划等专项计划。立体化的资金支撑体系为科学仪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国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增强，科学仪器需求旺盛，但本土高端供给能力欠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达27864亿元，延续了“十三五”以来两位数的增长态势；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44%，研发投入强度再创新高，科技创新能力在132个经济体中上升至12位。
作为科技研发的基础设施，我国科学仪器市场水涨船高。据赛迪研究院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统计，2020年我国高端仪器全年进口规模达328.44亿美元，同比增长8.5%，但同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我国高端仪器行业国际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43.42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79.36亿美元，增长幅度达82.8%，高端科学仪器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强。我国科学仪器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盈利能力较弱，企业自有资金不足以支撑高强度研发，产品在高端市场尚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产业高端化升级动力不足。
自主品牌受国外品牌挤占，无法形成有效的用户积累和质量反馈，产品迭代速度慢，差距不断拉大。受中国庞大市场的吸引，国外科学仪器龙头企业在我国布局加速。以赛默飞世尔为例，它在我国设有十余个分公司，并通过战略合作的方式不断扩展其影响力，仅2021年1月到7月，赛默飞世尔中国就与中国本土机构达成了7项战略合作协议，涉及生物医药、分析测试、生命科学研发中心等各个领域。
